茍壩會議會址，位于貴州省遵義縣楓香鎮(zhèn)茍壩村馬鬃嶺山腳，距縣城50公里，距歷史文化名城遵義56公里，從遵義市南行，過龍坑西行到楓香鎮(zhèn)境內，有鄉(xiāng)村公路通楓園至茍壩，也可以由楓香鎮(zhèn)駐地至茍壩。
2017年1月，國家發(fā)改委網站公布《全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qū)名錄》，茍壩會議會址入選中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qū)名錄。
2017年3月，被中宣部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
地理位置
茍壩是一塊高山環(huán)繞的田壩，東有海拔1357m的石牛山，西有海拔1330m的崖頭山和銀屏山，北有海拔1425m的馬鬃嶺。壩子南北長約3公里，東西寬1公里，其壩子間有起伏狀像睡葫蘆小田壩，由馬鬃嶺腳滲出的二道地下水，匯成一道溪流自北向南流，稱為白臘坎河。村口有一水口寺，其意在“鎖水而潤田疇”。
會址遺跡
茍壩內有很多的革命歷史遺跡：茍壩會議會址(新房子)、紅軍醫(yī)院(黑神廟)，周恩來、朱德舊居(長五間)、茍壩老街(茍壩抗捐委員會舊址)、水口寺(紅軍警戒崗哨)、馬鬃嶺紅九軍團司令部駐地、紅軍烈士墓，紅軍標語，還有地方歷史名人魯屏周墓和花茂眾多的陶瓷廠。
歷史事件
會議
茍壩會議與中央紅軍三渡、四渡赤水戰(zhàn)役
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三、第五、第九軍團和中央(軍委)縱隊突圍轉移到遵義創(chuàng)建川黔邊新蘇維埃區(qū)域根據地。在遵義地區(qū)活動長達三個月，建立起中國共產黨遵義縣委員會、遵義縣革命委員會(蘇維埃政權)、赤色工會、農會和工農武裝游擊隊。中共中央在遵義縣境內，幾乎天天都在召開會議，決定中央紅軍行動方針。尤以政治局遵義擴大會議、泗渡會議、扎西(云南威信縣境)會議、茍壩會議等系列會議確立、鞏固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使中國革命實現生死攸關的轉折。
遵義會議，毛澤東進入黨中央 領 導核心，政治局常委分工毛澤東幫助周恩來指揮軍事。用鄧小 平的話講：“盡管名義上毛澤東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朱德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們這些同志確實照顧大局，確實有黨性原則，只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對的，都一致支持，堅決執(zhí)行”(《百年小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1月第 1版第78~79頁)。1935年3月10日，毛澤東、朱德正集中精力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指揮中央紅軍乘遵義戰(zhàn)役的勝利同駐仁懷壇廠的國 民黨追剿軍周渾元縱隊作戰(zhàn)。
1935年3月10日1時，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一個“萬急”電報建議中央紅軍改駐打鼓新場(時屬黔西縣，今金沙縣城)的國 民黨追剿軍王家烈縱隊(黔軍)。紅軍總司令、前敵司令部(3月4日根據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提議成立的)司令員朱德認為：打鼓新場是黔北首鎮(zhèn)，又是通往畢節(jié)的要塞，黔軍比國 民黨中央軍好打，打開打鼓新場有利于中央紅軍拓展川滇黔邊根據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會議決定創(chuàng)建川滇黔邊根據地)基礎。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時稱前敵總指揮)毛澤東在云南威信縣境就構思好把滇軍調到貴州腹地來，繞個大圈子把中央紅軍帶出蔣介石大包圍圈套小包圍圈的絕境，北渡長江(金沙江)去川西北會合紅四方面軍，創(chuàng)建新根據地的戰(zhàn)略計劃;同時軍委二局戴鏡元截獲敵方向遵義調動部隊的電令，國 民黨中央軍、川軍、滇軍正從四面八方向遵義、鴨溪、楓香、打鼓新場壓來;同朱德產生分歧。
猴場會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決定權和指揮權，中央紅軍的每一個軍事行動都須經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張聞天接替博古職務后，幾乎天天都要召集20多人參加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中央紅軍的行動方針。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在遵義縣第十二下區(qū)平安鄉(xiāng)茍壩新房子(今遵義縣楓香鎮(zhèn)茍壩村四合村民組)召集駐茍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部分中革軍委局以上首長開會，專題討論進不進攻打鼓新場問題。會議從早上開到夜間，毛澤東堅決反對進攻打鼓新場，其余參會首長都贊成林彪、聶榮臻 “萬急”電報建議。毛澤東來了脾氣，對主持會議的張聞天說道：“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了!”(《大長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第 1版195頁)。在座的首長毫不客氣地頂撞毛澤東：“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不干就不干”(《從轉折走向輝煌——茍壩會議研究文集》·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 1版81頁)。毛澤東離開會議，張聞天搞了個舉手表決(電視劇《長征》中有這個場境)，結果把毛澤東的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職務表決掉了。深夜，毛澤東獨自一人打著馬燈，去到周恩來住處，要周恩來晚一點下發(fā)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zhàn)命令，說服周恩來后，又同周恩來一起去說服朱德。
1935年3月11日一早，周恩來提議繼續(xù)召開20多人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撤銷進攻打鼓新場計劃。經過爭論，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終于說服參會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中革軍委委員。毛澤東堅決反對進攻打鼓新場，使中共中央、中央紅軍再一次避免全軍覆沒的危險。“如果沒有毛澤東當夜此行，歷史的結局會改寫成另外的樣子”(石仲泉·《從轉折走向輝煌——茍壩會議研究文集》·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 1版第4頁)。會后，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團，代表政治局全權指揮軍事。周恩來將毛澤東的提議轉達給張聞天。
1935年3月12日，張聞天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提議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軍事指揮機構三人團。毛澤東1943年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說：“在打鼓新場，洛甫每天要開二十余人的中央會議。洛甫提議要我為前敵總指揮……以后組成三人團(毛、周、王)領導”(《從轉折走向輝煌——茍壩會議研究文集》·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 1版第 1頁)。1959年初努力糾正已發(fā)現的“大躍進”的一些“左”的錯誤的時候，毛澤東在講到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里時說：“大多數人也可以搞錯的，而一兩個人可能是正確的。列寧那個時候有這種情況。我也有許多經驗。比如，茍壩會議，我先有三票，后頭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對打打鼓新場;要到四川繞一圈，全場都反對我。那個時候我不動搖，我說要么聽我的，我要求你們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散會之后，我同周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了我的了”(石仲泉·《從轉折走向輝煌——茍壩會議研究文集》·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 1版第2頁)。
茍壩會議成立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團，完成了遵義會議改變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任務。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突圍轉移(“長征”的提法是1935年5月中央紅軍進入彝民區(qū)后朱德提出的)中的中共中央，主要是領導紅軍打仗、求生存。毛澤東在遵義縣楓香鎮(zhèn)茍壩村復執(zhí)中國工農紅軍最高領導權、指揮權，使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命運實現了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在幫助周恩來指揮軍事時，就構思成熟把“滇軍調出來”戰(zhàn)略計劃。這個計劃是從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兩次被動轉移實踐中形成的。毛澤東不放棄進攻駐仁懷壇廠的國 民黨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反對進攻打鼓新場;就是希望從長計議，實施把滇軍調出來，進滇入川戰(zhàn)略計劃。
毛澤東命令紅三軍團第十三團團長彭雪楓指揮紅十團、紅十三團由楓香壩奔襲駐遵義縣第十二上區(qū)西安鎮(zhèn)(今泮水鎮(zhèn)西安村)、泮水鎮(zhèn)黔軍猶禹九旅周相魁團、宋華軒團，佯攻黔西縣打鼓新場，是毛澤東實施把滇軍調出來戰(zhàn)略計劃之始，目的是把固守在仁懷壇廠的國 民黨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引出來聚殲。彭雪楓指揮紅十團、紅十三團一舉將黔軍周相魁團、宋華軒團驅逐到打鼓新場，駐進遵義縣第十二中區(qū)巖孔場(今金沙縣巖孔鎮(zhèn))，開展打土豪、建立蘇維埃政權。國 民黨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傾巢而出，向打鼓新場開進;前鋒行進到三元洞，發(fā)現主力紅軍沒有去進攻打鼓新場，急返魯班場修筑碉堡、工事固守。
1935年3月14日，紅三軍團第十三團團長彭雪楓率領紅十團、紅十三團奉命由巖孔場趕往魯班場參加會攻國 民黨軍周元縱隊，途經遵義縣第十二上區(qū)(泮水區(qū))洪關壩(今洪關苗族鄉(xiāng))，遭潰駐小壩場(今洪關苗族鄉(xiāng)小壩場村)的黔軍伏擊，犧牲30多名紅軍戰(zhàn)士，當地農民將這30多位烈士掩埋在皂角樹梁子山上。時已9歲的老農馬光昌述說：他親眼看見一個60歲左右的老頭剝光了紅軍尸體上的衣帽，挑到馬家溝河中沖洗。那個老頭還送給他一頂帽子，帽子上有紅布五角星，他戴著跑回家遭到老父親一頓臭罵。如果皂角樹梁子山上埋的是土匪或黔軍士兵的尸體，我寧可相信那些土匪或黔軍官兵沒有父、母、兄、弟等親人，也不敢相信他們的親人那么狠心!
3月15月2時，紅一、紅三、紅五軍團和軍委干部團各部由現駐地向魯班場運動，對國 民黨軍周渾元縱隊3個師形成扇形包圍，拉開決戰(zhàn)態(tài)勢。目的是要把各方面的國 民黨軍都吸引到黔北來，找個縫隙突出蔣介石設置的大包圍圈套小包圈。雙方激戰(zhàn)至下午5時，毛澤東、朱德接報：距魯班場西北60里，川軍8個團向魯班場開來;國 民黨中央軍吳奇?zhèn)タv隊兩個師向魯班場開進，前鋒已到遵義縣第十二下區(qū)楓香壩、花苗田。毛澤東、朱德命令中央紅軍主動撤出戰(zhàn)斗，向仁懷縣中樞鎮(zhèn)(今仁懷市中心城區(qū))、茅臺鎮(zhèn)轉移。16日，朱德從壇廠經懷陽洞向中樞鎮(zhèn)行進，前往茅臺鎮(zhèn)指揮中央紅軍三渡赤水河，第二次挺進川南。如果說中央紅軍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是受國 民黨軍圍追堵截所迫的被動轉移。那么，從茅臺三渡赤水河就是帶有戰(zhàn)略性的主動轉移。
1935年3月16日17日，中央紅軍從茅臺鎮(zhèn)第三次渡過赤水河，進入四川古藺縣。渡河前，毛澤東吩咐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派工兵去二郎灘和太平渡查看二渡赤水河時架設的浮橋是否存在。雖然時任中革軍委工兵營營長王耀南的回憶有待考證(因為當時為了擺脫國 民黨軍追擊，后衛(wèi)部隊過河后是要毀橋的)，但是卻佐證了三渡赤水河的目的完全是為了迷惑蔣介石，調動國 民黨軍。中央紅軍進入川南，再次擺出北渡長江的態(tài)勢。蔣介石再次把主力和注意力集中到川南。
1935年3月20日～22日，毛澤東命令中央紅軍秘密、迅速地從太平渡、二郎灘、九溪口第四次渡過赤水河，
1935年3月23日經習水二郎、仁懷三合、大壩、高大坪。
1935年3月24日經小箐溝到喜頭的石火爐、李村溝及魚塘。
1935年3月25日進駐悶頭臺(今仁懷市喜頭鎮(zhèn))竹林灣、
1935年3月26日經土地坎、天子廟(今喜頭鎮(zhèn)共和村)、火石坪、當晚進住洞口坪(今遵義縣芝麻鎮(zhèn)竹元村)
1935年3月27日經草皇壩到干溪、到干溪后，朱德命令紅九軍團，立即移芶壩西之馬鬃嶺(茍壩與紙房的界山)為暫時活動樞紐。從28日晨起分兩部：一向長干山(今仁懷市長崗鎮(zhèn))、一向楓香壩(遵義縣楓香鎮(zhèn))偽裝主力活動。
1935年3月28日，朱德再次命令紅九軍團在馬鬃嶺西北路上(楓香壩至長干山至壇廠路上)擺露天標語，路側放煙火扮炊煙，散消息，偽裝主力將在此地區(qū)誘敵向北出擊消滅之的模樣，掩護主力秘密迅速南轉移。
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指揮下，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五軍團、中央縱隊秘密、迅速地鉆過鴨溪至白臘坎不足15華里國 民黨軍封鎖線縫隙，轉移去黔西縣沙土鎮(zhèn)后山鄉(xiāng)，
1935年3月30日從后山的梯子巖、江口、大塘河3個渡口全部渡過烏江，進入息烽地域，跳出蔣介石精心設置的“絕境”。
1935年3月31日，毛澤東去到紅二師，在路旁攤開地圖，在圖上畫了一道從貴州省向東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經昆明附近至元謀、金沙江畔的一長條大迂回的紅杠杠，第一次公開他把“滇軍調出來”的戰(zhàn)略構想。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說：“在茅臺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隊牽制敵人之外，其余急行軍通過楓香壩，南渡烏江，直逼貴陽，并且分兵一部東擊甕安、黃平。這時候，蔣介石親自在貴陽督戰(zhàn)，慌忙調云南軍閥部隊來‘保駕’……在部署這次行動時，毛主席就曾說：‘只要能將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
四渡赤水河，是中央紅軍創(chuàng)建川黔邊根據地、川滇黔邊根據地中在赤水河流域進行的運動戰(zhàn)戰(zhàn)役。都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進入黨中央 領 導核心后幫助周恩來、朱德指揮和在茍壩會議進入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指揮核心后親自指揮的，一渡、二渡赤水河的過程是毛澤東構思把“滇軍調出來”戰(zhàn)略計劃的基礎;茍壩會議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團，代表政治局全權指揮軍事，為毛澤東實施把“滇軍調出來”戰(zhàn)略計劃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證。蕭華將軍《長征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澤東本人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筆”，廣義上指一渡、二渡、三渡、四渡，狹義上特指三渡，四渡。
意義
茍壩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xù)和完善，三人軍事小組的成立，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核心地位，標志著毛澤東正確主張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