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是中國工農(nóng)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宣告長征勝利結束的80周年。長征是中國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壯舉，是值得后世永遠銘記和紀念的。長征所體現(xiàn)的艱苦卓絕、不怕犧牲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貫穿始終的“革命理想高于天” 和高度自覺的革命紀律，是黨和人民軍隊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激勵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重要力量源泉，是值得后世永遠弘揚的。毫無疑義，紅軍長征與遵義會議的召開是黨的歷史上從失敗走向勝利、從幼年走向成熟的偉大轉折。
紅軍長征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經(jīng)歷的又一次失敗之后，被迫進行的戰(zhàn)略轉移。這是一次鳳凰涅槃、浴火再生的最嚴峻的考驗。這場史無 前 例的長征，有力地表明了中國共產(chǎn)黨具有戰(zhàn)勝一切艱難險阻、爭取勝利的內在力量。這就是共產(chǎn)黨人的理想信念，這種崇高的社會價值追求化為強大的精神力量和自覺的紀律，使這支鋼鐵隊伍在內外交困、強敵圍追堵截的情況下，摧不垮、打不散，反而在難以想象的磨難中發(fā)展壯大起來。
大革命失敗后，黨在挽救中國革命的艱苦斗爭中，先后在農(nóng)村建立了若干革命根據(jù)地，逐步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勢。從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先后三次粉碎了蔣介石的 軍事“圍剿”，這時中央蘇區(qū)連成一片，包括21個縣、5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人口達到250萬，其他根據(jù)地也有了重大的發(fā)展，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 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就在這時，1931年1月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占據(jù)了中央的統(tǒng)治地位，實行冒險主義策略。雖然它對農(nóng)村根據(jù)地的政策和領導產(chǎn)生了不良影響，但在一段時間里還主要危害黨在城市的工作，所以中央根據(jù)地在1933年1月還繼續(xù)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隨后不久，情況發(fā)生了變化：一是盲動的政策使臨時中央無法在上海繼續(xù)存身，1933年春遷到中央蘇區(qū)，直接控制了中央蘇區(qū)的領導，特別是完全排斥了毛澤東對軍事的指揮作用；二是共產(chǎn)國際派出的軍事顧問李德于同年10月來到中央蘇區(qū)，負總責的博古不懂軍事，把軍事指揮權完全交給不懂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戰(zhàn)爭特點的洋顧問，一場災難終于降臨到中央蘇區(qū)和其他革命根據(jù)地。
1933年9月，蔣介石以更大規(guī)模對革命根據(jù)地發(fā)動第五次“圍剿”，雖然其勢洶洶，但這時紅軍力量也有了新的發(fā)展，并積累了四次反“圍剿”勝利的經(jīng)驗，如果采取正確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打破敵人的“圍剿”仍是可能的。但博古、李德完全拋棄毛澤東一套行之有效、克敵致勝的紅軍作戰(zhàn)方法，采取分散兵力打陣地戰(zhàn)，即所謂“御敵于國門之外”的單純防御方針，以自己的劣勢對付敵人的強勢，結果失地折兵，損失慘重。“左”傾領導一再拒絕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使紅軍陷于極端被動的地位。這種情形，如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中所回顧的：“第五次反‘圍剿’進行兩個月之后，當福建事變出現(xiàn)之時，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qū)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zhàn)略防御變?yōu)閼?zhàn)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zhàn)。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qū)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jù)地的進攻……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臺。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時候，雖已不利于出浙江，但還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zhàn)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jīng)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后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1]
這次戰(zhàn)略轉移是倉猝的，紅軍損失慘重。突破敵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戰(zhàn)役，中央紅軍由出發(fā)時的八萬多人銳減到三萬多人。這時紅軍面臨的險境，還不僅因為蔣介石調動一切兵力進行圍追阻截，企圖徹底消滅革命力量；更重要的是“左”傾中央已進退失據(jù)，拿不出正確的主張。因為紅軍突圍的目的是要找到新的立足點，建立新的根據(jù)地；而博古、李德能夠提出的唯 一方向，就是到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合，這是蔣介石最容易判定并作了嚴密部署的一個死穴。紅軍處在生死存亡的萬分危急之中。
事實證明，中國共產(chǎn)黨不但具有戰(zhàn)勝一切困難的能力，而且有自我調整的內在力量和機制。毛澤東領導的三次反‘圍剿’戰(zhàn)爭的連續(xù)勝利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是這種正確與錯誤、勝利與挫折的比較，逐步地使更多的人認識毛澤東軍事指揮思想的正確性，認識到讓“左”傾中央繼續(xù)領導下去只能把革命引向更大的失敗。在挽救黨和紅軍的斗爭中，張聞天、王稼祥等站到了毛澤東一邊，為改變黨和紅軍的命運起了重要的作用。通過通道、黎平會議，在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的支持下，毛澤東力主放棄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方針，改為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前進的正確主張得到通過。這個轉兵決定，不但使紅軍獲得喘息的機會，獲得正確的進軍方向，而且也為進一步結束“左”傾錯誤領導作了重要準備。
1935年1月在遵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處在一個生死攸關的危難時刻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會議通過激烈的爭論，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作用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等問題，明確了第五次性反“圍剿”及長征以來紅軍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是非問題，指出了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改組了中 央 領 導特別是軍事領導，從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遵義會議及隨后一系列中央人事變動和實際上的作用，標志著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的確立，毛澤東的一系列正確主張得到貫徹，在中國革命極端危急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這正如毛澤東所說：“直到黨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的遵義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的時候，才宣告這個錯誤路線的破產(chǎn)，重新承認過去路線的正確性。這是費了何等大的代價才得來的啊！”[2]
遵義會議所蘊含的深刻意義，就在于它是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了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是毛澤東一直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勝利，并由此形成了高舉這面光輝旗幟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領導集體。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近代中國經(jīng)過長期的歷史比較和選擇，證明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指導中國人民革命斗爭唯 一正確的指導思想；而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的斗爭經(jīng)驗又反復提示我們，僅僅有馬克思主義還是不夠的，在一定意義上說，更重要的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產(chǎn)生的特定的歷史條件和中國國情的極 大特殊性，使中國革命面臨著需要依靠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獨立解決的各種復雜問題。同時，又由于中國是一個小生產(chǎn)者占多數(shù)的國度，與這種生產(chǎn)方式相聯(lián)系的主觀性、片面性和絕 對化的思想方法，不能不影響到小生產(chǎn)者出身占多數(shù)的無產(chǎn)階級政黨中來。長期以來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就是這種思想方法影響的突出表現(xiàn)。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即用什么樣的思想路線來指導中國革命，就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一成立就面臨的一個極為重要而突出的問題。在我們黨內，毛澤東在他的革命實踐活動中，比較早地自覺運用并倡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以極 大熱情解決黨員和干部的思想方法問題。早在1929年底，毛澤東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就指出：“對于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于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3]批評和糾正了當時紅軍中濃厚存在的主觀主義作風。特別是他在1930年5月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則更自覺、更深刻地闡述并倡導了一切從實際出發(fā)這一思想原則，更深入地批評了主觀主義的一種頗有欺騙性的表現(xiàn)形式：本本主義，即教條主義的當時提法。這篇文章的重要價值就在于：第一，鮮明地反對了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思想，提出了“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4]的重要觀點。雖然這時王明的錯誤還未出現(xiàn)，但黨內已經(jīng)存在依靠共產(chǎn)國際給我們寫決議，給我們寫綱領，向我們作指示等等問題。因而毛澤東上述觀點的提出及其實踐，不僅對中國革命，而且在當時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都具有極其重要的獨創(chuàng)性的意義。它實際上蘊涵了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這樣豐富的內容。應當說，作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在這篇文章中已經(jīng)有了初步的而又是較深刻的體現(xiàn)。第二，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把它作為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橋梁和中間環(huán)節(jié)提了出來。實事求是要求理論聯(lián)系實際，也就是說，要從中國社會實際和革命實際出發(fā)，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調查研究則是達到獲得對客觀事物規(guī)律性認識的根本方法。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是黨必須遵循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而且把調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錯誤的哲學高度來加以認識。這時他雖然還沒有用實事求是這樣言簡意賅的語言來表述黨的思想路線，但在這篇文章所闡明的一切從實際出發(f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強調“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等原則，就是他所倡導和堅持的“共產(chǎn)黨人從斗爭中創(chuàng)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后來他的許多理論著述，總結中國革命的經(jīng)驗，從《實踐論》《矛盾論》到延安整風時期發(fā)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都極 大地豐富和發(fā)展了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已經(jīng)提出的思想觀點和原則，從而為我們黨奠定了一條更加系統(tǒng)完備、生動深刻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這里需要指出，共產(chǎn)黨人應當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過長期的爭論。毛澤東曾稱《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是經(jīng)過一番大斗爭寫出來的，即指反對當時建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但是，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并沒有就此結束，文章的正確觀點也沒有被這時的中央所接受，不久就發(fā)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在黨史上更加嚴重的 “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他們以為靠引經(jīng)據(jù)典、照抄照搬這種最便當?shù)囊彩亲顩]出息的懶漢辦法，就能夠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結果，把中國革命引進了死胡同，葬送了在艱難困苦中發(fā)展起來的農(nóng)村革命根據(jù)地和幾乎全部的白區(qū)工作。血的慘痛教訓，正確與錯誤、勝利與失敗、前進與后退的比較，使許多同志擦亮了眼睛，終于認識和選擇了毛澤東作為黨的領袖，認識和選擇了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遵義會議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得以順利召開，并使黨發(fā)生了歷史性的轉折。
遵義會議作為黨的歷史的轉折點，首先表現(xiàn)在由此開始掌握了紅軍長征的主動權，為長征勝利奠定了基礎。會后，中央紅軍進行整編，扔掉笨重的輜重，精簡機關，充實連隊，提高了部隊的戰(zhàn)斗力。為擺脫蔣介石傾其全力進行的圍追阻截，毛澤東采取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四渡赤水，迷惑敵人，不但取得二占遵義的勝利，而且把敵人重兵甩在了赤水河西岸地區(qū)；強渡烏江天險，巧妙地跳出了敵人的合擊圈，把幾十萬敵軍甩在了烏江北岸；隨后巧渡金沙江，實現(xiàn)了遵義會議北上的戰(zhàn)略決定，跳出了幾十萬敵軍的包圍圈，粉碎了蔣介石企圖圍殲中央紅軍的狂妄計劃，取得了長征以來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在蔣介石企圖利用大渡河制造“石達開第二”，紅軍以無比神勇的速度，搶占瀘定橋，終于避免了石達開的命運。紅軍所過之處，以革命軍隊的精神風貌，嚴明的紀律，深入細致的工作，取得了當?shù)厝罕姷男湃巍釔酆椭С郑坏袆诳啻蟊娂尤爰t軍隊伍，而且還為當?shù)亓粝铝思t色的種子；特別是通過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紅軍的表現(xiàn)消除了長期以來民族壓迫造成的隔閡，留下了像劉伯承、小葉丹彝海結盟的千古佳話。
遵義會議確立了正確的領導，也使長征途中發(fā)生的黨內矛盾和黨內斗爭獲得了正確的解決方法。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合后，使紅軍北上的力量得到了加強，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行徑，使黨又面臨一次新的危機。先是，張國燾在國 民 黨蔣介石對川陜根據(jù)地發(fā)動新的會剿、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zhàn)員英勇抗擊的時候，過高估計敵人的力量，喪失信心，最終放棄川陜根據(jù)地，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逐步暴露了他的野心，中央一直以維護團結為重，既堅持原則又作了必要的讓步，但他公開反對共同制定的北上方針，并發(fā)展到企圖危害中央的嚴重地步。在這種萬分危急的情況下，中央為了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fā)生的沖突，決定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秘密脫離險境。由于張國燾的破壞，紅軍喪失了有利的北上路線，被迫爬雪山，過草地，備嘗艱險，終于勝利到達陜甘革命根據(jù)地。在中央艱苦的工作下，在二方面軍的配合下，迫使張國燾取消偽中央，二、四方面軍聯(lián)合北上，實現(xiàn)了三大主力會師。張國燾最后拒絕黨的挽救，叛黨而去。
同時，紅軍長征勝利，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實現(xiàn)了從失敗走向勝利的偉大歷史轉折。毛澤東以極 大的熱情高度評價了紅軍長征，他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 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chǎn)。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有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么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fā)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5]經(jīng)過這次長征，全國紅軍由原來的30多萬剩下了3多萬人，從表面上看，數(shù)量是縮小了，但在實際上是更加堅強了，他們經(jīng)過了血與火的千錘百煉，為大發(fā)展準備了無限生命力的種子，使中國革命走上了全新的旅程。
紅軍長征的勝利，極 大地鼓舞了一切革命者和廣大了人民群眾，在寇深日亟、國家危難的時刻，使他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當宋慶齡得知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保安的喜訊，于當晚帶著香檳和白蘭地，到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家，同艾黎等幾位國際友人一起，舉杯相慶，為人民的勝利干杯。宋慶齡晚年在回憶錄中，還記述了她同魯迅應邀參加蘇聯(lián)駐華大使在上海舉行的慶祝十月革命18周年招待會的一段往事，她寫道：“我最后一次見到魯迅是在上海蘇聯(lián)領事館。在那里從南京來的蘇聯(lián)大使勃加莫洛夫設宴請客，魯迅亦在座。席散后放映蘇聯(lián)電影《夏伯陽》。電影完了后，勃加莫洛夫面詢魯迅對影片有何看法，當然他很希望魯迅高度贊揚這部影片，但魯迅回答說：‘我們中國現(xiàn)在有數(shù)以千計的夏伯陽正在斗爭’。” 這時魯迅當已知道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的消息，特別是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工作，就住在魯迅家中；馮雪峰參加過長征，自然會向魯迅詳細介紹，魯迅為“中國的夏伯陽們”的勝利而欣慰和慶賀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學者認為，紅軍長征的目標是為了抗日，這不完全準確。毫無疑義，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為主要矛盾，而解決主要矛盾就成為我們黨在當前的主要任務，事實上中國共產(chǎn)黨是最早舉起抗日旗幟的，但抗日并不一定要進行這樣的長征。如果長征一開始就是以抗日為目標，長征就成為一種自覺的行動，而不是被迫進行的戰(zhàn)略轉移，這樣就會忽視或者掩蓋了“左”傾教條主義造成的嚴重危害。但這樣說的同時又必須肯定，長征的最后結局是有利于抗日的，因為獲得了陜北這個新的落腳點和出發(fā)點，并且接近華北抗日的前線地區(qū)。中國革命中心奠基陜北之后，中共中央通過瓦窯堡會議，從政治路線上糾正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策略，為迎接抗日戰(zhàn)爭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重要準備。紅軍長征勝利，不但鼓舞了中國人民，促進了全國抗日高 潮的到來，并且為全民族抗戰(zhàn)準備了最重要的骨干力量。
毛澤東以無比豪邁的氣勢描述了紅軍長征這一偉大歷史事件：“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他在中國革命歷經(jīng)艱難困苦、長征勝利在即的時刻發(fā)出了：“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歷史對此作出了公正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