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chǎn)黨一個生死攸關的轉(zhuǎn)折點，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但在遵義會議作用的具體評價中，普遍的表述是說，遵義會議改變了中共中 央 領 導特別是軍事領導，解決了黨內(nèi)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而關于政治路線問題，一般的認識是：遵義會議沒有提出和解決政治路線問題。
但是仔細推究，上述說法會產(chǎn)生兩個問題：一是，政治路線和組織問題、軍事問題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很難說解決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與政治路線無關聯(lián)，因為政治路線是各種問題的核心，統(tǒng)領組織、軍事等問題。二是，關于遵義會議，人們還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評價，就是“結(jié)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tǒng)治”。如果說政治路線沒有改變，遵義會議后仍然延續(xù)過去的政治路線，那怎么能說“結(jié)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tǒng)治”呢？因為“‘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tǒng)治”，表現(xiàn)在政治、組織、軍事等許多方面，而首先和集中的表現(xiàn)就在政治方面，組織、軍事等方面的錯誤是和政治路線緊密相關的，甚至是由政治路線決定的。
出現(xiàn)如此疑問，實際上就提出了一個如何認識遵義會議作用，特別是遵義會議與政治路線轉(zhuǎn)變關系的問題。這是一個涉及如何認識和評價遵義會議作用的重要問題，有著值得討論和澄清的必要性。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嚴重挫折，宣告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的破產(chǎn)，它已經(jīng)難以為繼了。遵義會議在集中批評“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過程中，實際上否決了其整個路線，包括其政治路線，這是遵義會議的一個重大成果，也是會議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需要強調(diào)的是，遵義會議決議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集中批評，最后歸結(jié)到了從政治路線角度批評的高度。決議指出：“政治局擴大會認為反對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的斗爭，是反對黨內(nèi)具體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這種斗爭在全黨內(nèi)應該開展與深入下去。”被定性為“機會主義”的錯誤，現(xiàn)實中造成嚴重失敗的路線，遵義會議后還會繼續(xù)執(zhí)行嗎？所以，它的廢止是一種必然。
正因為遵義會議后廢棄了過去的錯誤路線，因此毛澤東后來指出：“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而“過去的路線”“都不能起作用了”，這既為黨探索和制定新的政治路線創(chuàng)造了條件，也是現(xiàn)實需要對遵義會議后的中共中央提出的必然要求。廢止過去的路線，就必然要實行與之不同的新的路線（雖然新路線不可能一蹴而就，有個形成的過程），這是事物演變的基本規(guī)律。
遵義會議改變了過去的政治路線，是確定無疑的。那么就需要解答一個問題：為什么遵義會議沒有否定“左”傾教條主義的政治路線？遵義會議決議寫道：“一年半反對‘圍剿’的困苦斗爭，證明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所謂遵義會議沒有提出和解決政治路線問題的看法，就來自于此。
目前關于此說的原因，大致有三種觀點。一說是“時間緊急論”，在緊急的戰(zhàn)爭形勢下，黨內(nèi)沒有時間在遵義會議上展開對“左”傾教條主義的政治路線的批評；二說是“毛澤東的策略論”，為了集中力量、減少阻力，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毛澤東有意不批評“左”傾教條主義的政治路線；三說是“多數(shù)人認識未到位”，與會的多數(shù)人沒有深刻認識到“左”傾領導人的政治路線的錯誤本質(zhì)，因此毛澤東等在遵義會議上對其提出的全面懷疑和批評不能實現(xiàn)。三說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認為，根本之點恐怕還是與會者認識不到位的問題。
軍事路線的錯誤因為導致失敗和損失而暴露無遺，易于被發(fā)覺和認識，而政治路線的是與非，容易被別的問題掩蓋，不易被馬上發(fā)覺，認識它需要一個過程。遵義會議上，與會者對軍事路線錯誤的認識非常清楚，因此集中予以批評；而大多數(shù)人對政治路線是否錯誤，認識得不甚清楚（中 央 領 導層對此有明確認識是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的“九月會議”），所以，遵義會議決議就對“左”傾教條主義的政治路線，一方面（在總體上）肯定是正確的，一方面（在具體分析中）又批評說博古、李德是“機會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應該是認識到了“左”傾教條主義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在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指出：“遵義會議只糾正了博古的其他錯誤，沒有指出其宗派主義、冒險主義的問題是路線上的錯誤，這是不夠的。”同年12月，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中指出：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左”傾教條主義“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這是主觀主義……這是魯莽家和門外漢的理論和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但是，毛澤東對此的清晰認識，是在1940年下半年對《六大以來》的資料審核過程中。通過對六大以來的歷史文獻的審核，毛澤東深切地感受到了第三次“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對黨的嚴重危害，認識到這是一條比以往各次“左”傾錯誤路線更完備的新的“左”傾路線。由于在遵義會議上，認識也不是非常清晰，加之軍情緊急、大家認識不清等原因，所以毛澤東也不可能明確地予以指出和展開批評。
張聞天1936年9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論及過去黨的歷史時，認為四中全會“領導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但過去在“革命戰(zhàn)爭的持久性”問題上的錯誤，以及“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都是“原則上的錯誤”。“當時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對的，中央是錯的”，“過去對黨的領導我是負責的”。這仍然是遵義會議時期的認識。
但是，在現(xiàn)實斗爭中，錯誤的路線必須改變，于是就出現(xiàn)了遵義會議決議沒有明確否定以前的政治路線，而在會后實際工作中改變了政治路線的狀況。而恰是政治路線的轉(zhuǎn)變，和轉(zhuǎn)變了的軍事路線、組織路線協(xié)同發(fā)力，使遵義會議在關鍵時刻發(fā)揮了其特別的作用，成為彪炳史冊的一頁。
